儒家的本质：用亲情绑架自由
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，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。儒家以西周时期周公东征之后确立的封建秩序为理想，所以儒家思想以亲缘关系为基础展开政治图景，从修身到齐家，再到治国、平天下。
儒家思想当中也有很多重视个人的主体意识、个人的价值、个人的道德感、个人尊严的火花，有对人的价值的尊崇。比如，《荀子·王制》一篇中有“水火有气而无生，草木有生而无知，禽兽有知而无义，人有气、有生、有知，亦且有义，故最为天下贵”的说法。还有孔子说的，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。
也就是说，在儒家那里，人跟动物相比有着根本的区别，他们拥有各种能力、有道德感、有尊严、有创造性，所以人是天地间最珍贵的东西。
但是，儒家思想随即就把这种火花扑灭了，把人放在了诸多限制之中。准确地说，就是把人放在“礼”的限制当中。
儒家认为人是所谓“礼”的动物。在儒家那里，礼是治国的大纲与根本，是区分华夏和戎狄的重要标志，甚至被视为人的标志（鹦鹉能言，不离飞鸟；猩猩能言，不离禽兽。今人而无礼，虽能言，不亦禽兽之心乎！）。
先秦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的共同主张是以礼治国。孔子反复讲“为国以礼”（《论语·先进篇》）。孔子的继承者孟子，其思想的重点在讲仁政，但也十分重视礼。孔子的另一个思想继承者是荀子，他的政治思想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礼展开的，是“礼治”主义的典型。儒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《礼记》，更是把礼在政治中的作用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而孝在礼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。《左传》中说：“孝，礼之始也。”孝道，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的支柱之一。所谓的礼和纲常思想在孝道上表现得最为明确。
我们来列举一下孝道对人——尤其对处于下位者的子、弟等人——的限制。
他们认为，父母子女是人间的至亲，然后虽然对父母也有要求，但是对子女的要求远远高于对父母的要求。《礼记》中的很多篇幅都讲到了孝的最本质的规定是顺：儿女对父母要服从，这种服从很多时候就是盲从。即使是孔子，也认为最低层次的孝是养，更高层次的孝是敬，但是他并不否认顺的一面。
在孝的统治下，一个人生下来之后就失去了他的独立意义，而只是作为父母的从属物而存在。
“郭巨埋儿”的故事太残忍，不忍心讲。说另一个著名的故事。东晋的范宣在八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在后园挖菜，不小心伤了手指，大声哭起来。有人听到了哭声，关切地问他：“很疼吗？”范宣回答说：“不是因为疼的缘故，身体发肤是父母给的，不敢有所毁伤，想到这里才哭的。”
再说两个故事。东汉的黄香，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，于是这个孩子除了帮父亲干活、料理家务之外，还在冬天给父亲暖被窝，在夏天给父亲扇扇子。传说中的老莱子，已经年过七十，还经常穿着彩衣，作婴儿的动作，以取悦年迈的父母。这两个故事都被写进了“二十四孝”。前一个父亲对儿童太差了，后一个则有点恶心了。
《礼记·曲礼上》说:“凡为人子之礼，冬温而夏清，昏定而晨省。” 一个合格的子女，要保证父母冬天住得暖和、夏天住得凉爽（九岁的黄香做到了），还要每天早晨和晚上向父母请安。在行动上还要“出必告，反必面。”而且，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
家庭的经济大权，当然要掌握在父亲的手中，更准确地说，是掌握在家族辈分最大的男性手中。子女不能有经济权力。
而且在法律上，父母和子女之间并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。在道德上，亲子关系是不平等的，不但未成年子女得不到跟父母平等的民事权利，就是成年子女也得不到这种权利。而且各个朝代的法律都认可了这种不平等。如果子女和父母之间发生冲突，法律对双方的处理是非常不同的。甚至几乎可以说，父母（或祖父母）伤害子女（或孙子女），打死都不需要负太重的法律责任，而子女哪怕轻微伤害了父母，只要父母坚持，这个子女甚至就能轻易地被判处死刑。
即使父亲去世了，儿子也要做到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，然后才能“可谓孝矣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孔子语）。
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（孟子）”和“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；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（荀子）”的民本思想与民主丝毫无关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（北宋范仲淹）”的思想背后只不过是对民的怜悯。在儒家那里，君才是目的和核心，民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。在家庭关系中，也是如此。
伦理道德不会产生自由和平等，儒家的礼和所谓的纲常思想，最终限制了人的全面的发展，把人变成畸形的人，甚至使人不成其为人，把人当作工具。
于是，在儒家“礼”的规范之下，人们失去了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。在“孝”的规范之下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子、弟们被亲情绑架，失去了财产、思想和行动自由，
总结一下，儒家思想虽然在表面上肯定了人的主体意识、人的价值、人的道德感、人的尊严、人的能力，而且在表现上也貌似是温情脉脉，看重情感，说什么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义妻顺，到最后却是血淋淋的，对人的自由形成了极大的桎梏。所以，儒家在历朝历代被不同程度地尊崇，成为统治者手中与法家并用的、加强统治的工具，也不是没有理由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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